全球危机应治本

本文见《财经》杂志 2009年第10期 出版日期2009年05月11日

要走出产能过剩引致的实体经济危机，避免发展中国家的人道主义危机，全球应果断协调政策，并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的高回报项目

艰巨挑战摆在我们面前。全球正面临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甚至可能演变成人道主义危机。在此，我的主要观点有三。

　　第一，尽管危机源自金融部门，但当前的真正挑战来自累积的过剩产能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不解决此问题，经济就会有“螺旋式下降”的风险，危机也有可能拖得更长；

　　第二，尽管危机源自发达国家，但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考验更为严峻。减少贫困及其他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可能受到损害；

　　第三，为解决产能过剩问题，我们需要采取一些凯恩斯主义的干预政策。但是，我们也应当超越凯恩斯主义，超越国家界限，即帮助发展中国家，从而让发达国家乃至全球经济走出这场危机，并为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建立一个更好的基础。

　　此次危机前，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历了持续六年的经济繁荣。危机在互联网泡沫破灭的2001年就已开始酝酿，之后，美联储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又导致流动性过剩，促成了美国房地产和股市投资大量增加。伴随着金融业监管放松带来的金融创新，房地产市场繁荣逐步演变成资产泡沫。在缺乏监管的条件下，大量复杂的金融衍生品不断被创造出来，最后终于撑破泡沫，酿成金融危机，市场随之崩塌。

　　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政府反应迅速，果断地为金融部门提供援助。然而，危机已经蔓延到实体经济。为什么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尽管各国政府采取了许多干预措施，情况仍然越来越糟？

　　在我看来，这是因为金融危机已经逐步演变为产能过剩引致的实体经济危机。2002年到2007年间在房地产和制造业的投资，现在已经转变为生产能力。而危机使家庭财富骤然缩水，家庭不得不减少消费，产能过剩问题于是浮出水面。

　　一旦产能过剩，经济就处于恶性循环之中。危机使企业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投资需求下降，一些企业会破产或被迫裁员。这反过来又威胁到工人的收入和工作保障，因而他们设法减少开支。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同时减少，生产过剩问题将更加严重，于是，金融部门状况也会因“有毒资产”和不良贷款的增加继续恶化。经验研究表明，这种产能过剩可能会对企业的利润、投资，以及工人就业、工资水平和消费产生持久的负面影响。

　　过去，当类似情况发生时，某些国家还可以用本币贬值、促进出口的方法，摆脱经济衰退。但现在是一次全球性危机，本币贬值不能带来出口回暖。因此，除非我们能够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否则，衰退的时间将很漫长，对所有国家都会造成严重伤害。

　　虽然发达国家正经历急剧的经济紧缩，但发展中国家更为脆弱。而且，不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它们都更可能遭受严重的负面影响。经济增长率下降，再加上原本就很高的贫困率，将使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家庭高度暴露在危机之中。同时，政府有限的制度回旋余地和财力，也使其缓冲措施捉襟见肘。

　　金融危机爆发时，有人认为发展中国家不会受到影响，因为其金融部门没有完全融入全球金融体系。但现在，危机已进入第二阶段，实体经济问题已经显现，发展中国家必将受到严重影响。

　　2008年，因飙升的食品和燃料价格被推入贫困的人口达1.30亿－1.55亿。在此基础上，预计2009年经济增长率的下降，还将导致日均收入1.5美元以下的贫困人口增加5300万；而按日均收入2美元的贫困线计算，这一数字将达到6500万。还有研究发现，经济放慢会使得人们在降低婴儿死亡率方面取得的进展，也进一步放缓。

　　这些都威胁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初步估计，2009年到2015年，经济如果持续衰退，平均每年可能有20万到40万、共计140万到280万儿童死于贫困。正如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所说：“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危机有演变成人类危机（human crisis）的危险，除非它们能够针对性地保护那些弱势人群。”

　对于这些暴露在危机之中的家庭来说，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能否创造就业机会，能否提供关键的生活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能否建立社会安全网——至关紧要。然而，爆发危机的国家中，只有三分之一的国家有财力（扩大财政赤字的能力）为实施反周期措施提供资金；三分之一国家的财力非常有限，当务之急是尽可能通过赠款或优惠贷款，予以援助；另有三分之一的国家具有一定财政实力，但随其资金需求的增加，外部援助也是必要的。

　　从根本上说，这场危机是近80年来第一个全球“同步”的危机，任何国家都没有独立应对的能力。现在需要的，是各国果断且协调一致的合作与努力。一般而言，处于产能过剩中的投资与消费很难被货币政策刺激起来，我们迫切需要一个全球性的、协调一致的财政刺激计划。虽然许多国家也都实施了重大的财政刺激计划，但外部需求的急剧下滑，使一些财政政策（如减税和补贴）的效果并不显著。

　　当前，财政刺激计划有两个重要限制。首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受制于自身的财力或（和）外汇储备，无法采取适当的反周期政策。

　　其次，目前切实可行的财政刺激计划，都集中在发达国家。但在经济有较大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家庭倾向于增加预防性储蓄。与凯恩斯主义的传统智慧相反，家庭基于未来收入预期调整其消费与储蓄模式的倾向，削弱了财政刺激政策的效果。

　　发展中国家相对不容易受此问题影响。因为在发展中国家，企业为了获得产业升级所需的资金，有贷款的动机。如果生产率的进步足够大，这些投资即可自偿。这样，家庭即使有预防性储蓄的考虑，或者预料到将来税收会增加，也不会对需求产生抑制作用。

　　因此，关键在于选择高投资回报率的项目。这可以带来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从而带来足够的收入，以支付财政刺激成本。在发达国家，由于投资和消费需求在市场体系下得到充分实现，高回报项目相当有限。相比之下，这些项目在发展中国家还大量存在。例如，基础设施投资可以与许多行业发生强有力的联系，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并带来更多的对贫困地区的投资。

　　为帮助发展中国家走出危机，世界银行正积极采取措施。我们已经迅速扩大了具有创新性的产品和服务的提供，包括许多相关技术援助。但是，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的强度之大，迫使我们要设定一个更大胆的目标，并巩固国际金融框架。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最近呼吁建立一个“弱者救济基金”（VulnerabilityFund），由发达国家各自贡献其财政刺激计划的0.7％构成；主权财富基金也可捐出其收益的1％，用于对非洲的基础设施投资。

　　我对发达国家有一个请求：请把你们的资源投资在发展中国家。这不仅助人，也可利己；不仅解决短期问题，也为未来可持续的、共享式的增长奠定基础。我们不应错过这个机会。■

　　作者为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本文为作者2009年3月在英国国际发展署会议上的演讲

中国经济增长率2009年将会下跌，美国正处于严重的衰退之中，世界经济要想复苏，这两个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必须合作，并成为20国集团的引擎。没有“G2”（两国集团）强劲发展，20国集团就将会令人失望。

　　3月6日，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Robert.B.Zoellick）和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在《华盛顿邮报》联名发表文章《世界经济复苏取决“G2” 》。两名世行的高官在开篇即指出：“我们必须面对上述现实。”文章指出，全球收支不平衡是结构性的，根源在于美国的过度消费和中国的过度储蓄。

　　面对危机，虽然中美先后公布了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但与美国再次致力于“刺激消费”一样，中国也再次寄托于“投资拉动”。文章认为这只是两国对短期忧虑的习惯反应，而长远来看，美国必须着手刺激储蓄和投资，而中国则需要拉动内需。

　　文章认为，如果美国只是一味利用国外的廉价资金来刺激国内消费，那么悲剧必将重演。该文提醒，为了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中国必须改变其收入分配。接下来，中国应该建立良好的社会安全保障系统，提高公共服务部门效率，落实资产的合理定价机制——这些举措都将增加消费和进口。

　　文章指出，中国的储蓄率远高于其他国家，其背后的事实并不仅仅是因为老百姓喜欢储蓄，而来自于中国一些大企业的大量储蓄。

　　文章进一步的分析认为，雇佣着80%劳动力的中小企业获得金融服务的机会非常小，因为中国的金融服务基本上为四大银行主宰，而四大行是为大公司提供服务的。

　　这意味着，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和中小企业一直通过低收入和低利率补贴了那些大公司。鉴于此，中国亟须建设一个小型的地方金融服务系统，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世行表示，解决中美经贸失衡的有力工具是，中国进一步放开贸易和投资服务，增加进口，缓解贸易紧张问题，增强市场的竞争力和活力。(中国经济网)

新华网消息 美国《华盛顿邮报》3月6日文章 题：经济复苏取决于“G2”(作者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 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

中国经济增长率2009年将会下跌。美国正处于严重的衰退之中。世界经济要想复苏，这两个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必须合作，并成为20国集团的引擎。没有“G2”(两国集团)强劲发展，20国集团就将会令人失望。

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引发全球广泛收支不平衡的根本原因是结构性的：美国的过度消费和中国的过度储蓄。对美国而言，消费热是股市和房地产泡沫刺激产生的。同时还伴随着美国储蓄率的暴跌。对中国而言，储蓄过剩是金融、公司和资源部门结构畸形的结果。

中国储蓄率比其他国家高得多，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但中国的家庭储蓄仅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来自企业部门大公司的储蓄高得非比寻常。雇用着80%的工人的中小公司获得金融服务的机会非常小，因为中国的金融部门是由四大银行主宰的，而它们主要服务于大公司。小企业缺乏获得金融服务的渠道，制约了它们的发展，限制了就业并带来了下调工资的压力。实际上，中国金融结构的扭曲意味着，通过低收入和低利率，中国普通百姓和中小公司一直在补贴大公司和富人。

人民币汇率调整并不是解决这些结构问题和由此引发的失衡的主要工具。实际上，中美经济外交应该重点关注其它领域。

首先，两国应该联手防止全球陷于持续衰退之中。两国都宣布了刺激计划。美国再次依赖促进消费，而中国则再度将资金注入投资。虽然这是对眼前问题的自然反应，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必须增加储蓄和投资，而中国则应该增加消费。

中国经济刺激方案应该将重点关注使较穷的消费者获得购买能力，建设服务业的“软基础设施”和发展“硬基础设施”，以便减少制约增长的瓶颈(而这反过来将会促进生产力的提高)。中国还可以整顿因对资源定价过低而对环境造成的损害。

其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应该重点关注如何减少两国结构性的消费-储蓄失衡的问题。美国必须使储蓄和消费恢复平衡。它不应再回到最大限度使用信用卡，以肆无忌惮消费的日子。为了达到中国领导人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中国需要改进收入分配。

中国改革的下一阶段应该是加强对社会保障权的保护，提高工资和服务部门的效率，并使资源定价和企业实现“绿色”———所有这一切可以促进消费和进口。中国尤其应该促进当地的银行部门改进对中小企业的服务，其中包括借助小额信贷。它还应该打破寡头卖主垄断的局面，对竞争开放，如在电信业部门。进一步放宽贸易和对服务业的投资，将使中国的市场更具竞争力和更多产，并将减少贸易摩擦。如果不增加进口，中国就将面临只能通过忍痛大幅减少出口来进行调整的危险。

这样的调整对于减少全球金融动荡的风险大有帮助。双方都有强烈的调整动机：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目的地，中国则是美国国债最大的买家。两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一目了然。

中美经济的失衡问题只能逐步解决，不过这必须要得到解决。在美中两国带头寻找当前解决办法的时候，它们也要去塑造明天的全球经济。

国际在线报道(驻华盛顿记者 王姗姗)：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日前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举办的中国论坛上发表演讲时表示，在当前充满挑战的大背景下，中国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对中国经济前景充满信心。

　　作为中国全国人大代表，林毅夫本应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全国人大年度例会，但今年因为世行工作职责所在，他向大会秘书处递交了请假报告。林毅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工作地点远离北京并没有使他降低对中国经济的关注，他目前更关注中国政府提出“扩内需、保增长、促发展”的举措。

　　林毅夫4日应邀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主办的中国论坛上发表演说，探讨中国政府在全球经济危机中的对策及效果。林毅夫表示，中国宏观经济在这场危机中遭受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中国政府为了遏制经济下滑的势头，及时出台了规模为4万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刺激计划。他说，这并不是中国第一次使用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早在上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就曾出台了经济刺激方案，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林毅夫说：“1998年中国政府第一次实施了经济刺激计划，不仅创造了短期需求，还促进了长期发展。这是因为当时的投资主要用在了经济发展的‘瓶颈’产业，达到了缓解‘瓶颈’、扩大经济容量的效果。”

　　林毅夫认为，有十多年前的经验，中国政府现在的这项经济刺激计划大致也将用于类似的用途，只不过现在经济的‘瓶颈’和当年有所不同。他说：“1998年的时候，资金主要用于高速公路网的建设、港口设施的改善、电网改造等等。现在，投资将集中在铁路网、农村基础设施、城市公用设施、城市住房改造、节能环保领域和社会保障体系。如果这些投资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我相信中国今年能够保持7-8%的经济增长。这对全球经济来说当然是个好消息。”

　　林毅夫还说，中国政府提出的“扩内需、保增长、促发展”的目标是清晰的。全球经济下滑给中国带来威胁的同时，也给中国调整经济结构，促进长期发展提供了机遇。只要措施得当，中国完全能够把“危机”转化成“机遇”。他说：“‘危机’这个词在汉语中意味着‘危险’和‘机遇’并存，这次也一样。我认为应对目前的危机给中国提供了深化改革、进一步完成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机会。比如金融体系改革和资源配置问题。政府应该增加小型地方性金融机构的数量以服务这些中小企业。还有资源配置不平衡的问题。政府应该在电信、银行等领域引入竞争，使资源的配置更加均衡，并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等等。这样不仅能创造就业，还有助于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采取这些措施不仅有助于逆转经济下滑的趋势，还将为长期发展打下基础。”

　　林毅夫最后表示，他相信只要有效地控制危机的影响，中国有潜力在未来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内保持年平均9%的经济增长率。他还认为，中国保持经济的活力将对国际社会有效化解并最终度过目前的经济危机做出重要贡献。

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 林毅夫

现在，世界银行预测中国2009年经济增长速度是7.5%，我个人预测也应该在7%到8%之间，可能比较接近8%，但绝对不会低于7%。无论怎么样，跟全世界比较中国还是相对最快的。
一个方面，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产业升级有相当大的空间，在基础设施、社会保障体系方面的投入有相当大空间，再加上经济增长那么快，民间积累也多，政府财政也是相对比较宽裕，所以动员政府的力量，跟企业、民间的力量来扩大内需的空间比较大。
可以说，从19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世界又碰到一个全球性经济衰退，处理不好的话很可能变成另外一个大萧条。这种情况之下，解决问题就不是单个国家的能力能解决的，实际上是要一个全球的努力。
对于全球努力，目前大家知道，货币政策的空间比较小，像美国、日本的利率已经零利率，欧洲很快到零利率。这种状况之下，目前的共识是必须有一个协同的财政刺激政策。
这可以讲是凯恩斯主义，但是协同的财政刺激政策是不是能解决问题，真正把世界经济又启动起来，还是个未知数。因为从其他国家过去用财政刺激政策来讲，经常政府多花钱，将来要多扣税，老百姓预期到将来要多交税，现在就必须多储蓄。所以政府的财政刺激，并不能真正地启动需求。这在经济学理论上叫做李嘉图等价，这种状况需要一种新思维来打破。
之所以出现李嘉图等价，原因就是政府的投资，政府的刺激，并没有创造一个新的增长点，那么政府的财政收入在未来是不会增加的；但是，假如政府的财政刺激能够用在一些项目上面，去消除增长的瓶颈，然后等到这轮经济危机过了，经济开始复苏了以后，经济增长率可以比过去的平均增长率提高的话，那政府的财政刺激，它所创造的是未来更大的增长，未来更大的财政收入，那就不会出现李嘉图等价的问题。
怎么实现呢？要看增长的瓶颈在什么地方？哪边的投资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我想我们不仅要有积极的财政刺激，还要寻找这个新的全球增长点在什么地方。
我个人的看法，全球的增长点更多的会在发展中国家，包括像中国这样的中等发达国家，还有非洲，或是南亚这些收入比较低的国家。为了启动世界的经济，发达国家有责任把一部分钱用来支持发展中国家的财政刺激，那么能够同时解决两方面的问题。
打破李嘉图等价的经验，实际上是我总结中国1998-2002年的经验得来的。1998-2002年碰到亚洲金融危机，当时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投资都在基础设施上面，高速公路、港口、电网改造，结果怎么样？
从1978年到2002年，我们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率是9.6%，持续了二十三四年。当时国内外的经济学家普遍的看法是不可能再继续以9%的速度增长下去。但是我们现在看，2003-2008年，我们平均的增长率不仅没有下滑，而且是11%，怎么从9.6%会变成11%的平均增长率呢？
最主要的就是我们把增长的瓶颈解除了，靠前一段时间的积极财政政策，把增长的瓶颈解决了。结果我们在上世纪90年代时，政府的财政赤字，公债，占我们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30%。到了2007年，减低为20%，为什么能这样？就是因为前一段时间的这些财政刺激政策，它用来解决我们增长的瓶颈，然后增长率提高了，政府的税收增加了，增加了财政税收，不仅可以偿还在积极财政政策当时的投入，甚至还有余。
我想，如果中国经验能够推广到世界，怎样来打破可能的李嘉图等价，就是要找新的增长点。
（采访材料整理，CCTV2“全球商界领袖展望2009”特供）

据路透华盛顿消息，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周一提议，建立规模2万亿美元的基金来刺激贫穷国家的发展和成长。他认为除非所有国家采取协同行动，否则全球衰退持续时间将延长。

林毅夫表示，他的计划是“有着马歇尔计划精神的全球复苏基金”，他希望这项提议能在4月份伦敦的20国（G20）峰会上讨论。

林毅夫对华盛顿一个智库表示，避免全球持久衰退取决于“我们能否克服保护主义”，以及“我们是否能够拿出果断、规模足够庞大、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协同实施的财政激励措施”。

林毅夫称，以美国和欧洲为代表的富有国家，以及像中国那样有巨额财政盈馀的国家，应在五年里每年将GDP的1%（每年4000亿美元）贡献给这支2万亿美元的基金，以贷款给发展中国家。

之后一位世行官员澄清说，这项由林毅夫提出的计划亦将允许中等收入国家借款。

林毅夫称，贷款将在短期内提振需求，弥补迟滞的消费；较长期而言，将消除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瓶颈，从而维持需求。

建设瓶颈,从而维持需求.

新华网华盛顿２月９日电（记者刘洪　蒋国鹏）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９日表示，各国在推行经济刺激计划时，应将重点放在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领域，在这方面，发达国家可以学习中国的成功经验。

林毅夫当天在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发表演讲时说，在应对上世纪９０年代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一方面实现了经济的较快发展；另一方面通过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减少了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为下一阶段经济更快发展奠定了基础。

林毅夫指出，发达国家在制定经济刺激计划时，应注意将投资重点用于消除经济发展瓶颈，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他在演讲后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强调，这样的结果将是一举两得，短期内会创造就业、刺激需求，长期来看，可以为经济发展打下更好的基础。

林毅夫提“全球复苏计划”
《财经》驻华盛顿特约记者 林瑞轩 [2009年02月10日 14:16]

林毅夫建议：世界上发达国家和外汇储备大国今后五年内拿出2万亿美元，主要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等“瓶颈”项目，以带动全球经济复苏。

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提出规模达到2万亿美元的“全球复苏计划”，希望将资金投入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

　　【《财经网》专稿/驻华盛顿特约记者 林瑞轩】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2月9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首度提出一个宏大的“全球复苏计划”建议：世界上发达国家和外汇储备大国今后五年内拿出2万亿美元，主要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等“瓶颈”项目，以带动全球经济复苏。
　　林毅夫是在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发表演讲时作出上述表示的。他的大胆建议引起现场近200名经济学家和各界人士的兴趣。他对《财经》特约记者说：“这是我个人建议，今天是正式提出。私下我已与很多学者交换过意见，不少人觉得颇有创新意义。”
　　林毅夫指出，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衰退，必然会通过贸易、投资以及国际商品价格的传导机制波及发展中国家，现在人们已经开始谈经济萧条。世界经济能否走出困境有两大关键因素：一是能否防止保护主义？二是能否出台规模足够大、相互协调的、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受益的经济刺激计划？
　　各国都在争相出台经济刺激计划，但林毅夫认为，是否真能有效刺激需求还是一个未知数，上世纪90年代日本为摆脱经济困境，政府也发行许多国债，刺激投资，使政府债券占GDP的比重从60%上升到140%，但日本经济依然持续低迷。而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后，政府主导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和教育等领域投资，却收到很好效果，成为此后十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动力之一。这说明，向发展中国家投资更有利于提高产出效率，解决产能过剩带来的问题。
　　另一方面，许多发展中国家因为其财政和外汇状况不好，很难通过实施大规模的财政赤字来刺激经济复苏，更需要有钱的国家帮助他们走出困境。
　　基于这些经验和教训，林毅夫设想：由美国领导的发达国家，以及中国和石油出口国等外汇储备大国，今后五年内每年拿出其年GDP的1%，筹集2万亿美元，由世界银行进行协调管理，主要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瓶颈”项目和绿色经济。这样短期内创造就业机会，推动全球复苏；长远看，有助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他强调，这钱不是白给，而是一种债券投资，将给出资国带来丰厚的回报。
　　林毅夫对《财经》特约记者表示，至于美国、中国等该出多少钱，可根据其经济规模在全球中的比重而定，现有的机制如20国集团等可实施这个计划。
　　至于当前不少国家出台的经济刺激计划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目标背道而驰，林毅夫强调，所以要提出“替代方案”，既有利于世界经济走出危机，也有助于遏制正在滋生的保护主义。
　　有经济学家质疑这个方案的现实性与可行性，包括美国国会会否批准这种方案，都需要打上问号。林毅夫希望，今年4月举行的G20峰会能把这个计划列入议程。■

人民币升值能解决中美失衡吗？

[2009年02月04日 16:43] 　林毅夫：中国应改革三大“扭曲”，即金融上的“劫贫济富”、资源暴利和垄断暴利

【背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示，市场供需将决定人民币汇率不会大起大落。
2月3日，周小川表示，面对复杂的金融形势，央行要密切关注金融形势，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挑战。同时，市场供需关系将决定人民币汇率不会大起大落。
此前，1月22日，刚上任不久的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在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为其举行的提名听证会上说，美国总统奥巴马相信，中国正在“操纵”人民币汇率，并将积极通过所有能动用的外交途径，寻求让中国在汇率方面做出改变。
美国对中国人民币升值施压已不是第一次，在全球都不得不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共同努力时，美国新近出现的强硬态度和贸易保护主义苗头，令人担忧。

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即使人民币升值，也不能消除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因为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中美两国各自内部的结构性问题。他还表示，中国在应对全球失衡上，应该做的是结构调整，改革三方面的残余扭曲，包括金融上的“劫贫济富”、资源暴利和垄断暴利。
“即使人民币升值40%，中美贸易失衡也不会消失。”林毅夫说。因为中国对美国出口的产品，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必需品，美国一般不生产这些。人民币升值后，美国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以更高的价格从其他国家进口，要么以更高的价格从中国进口。美国的贸易逆差还是会扩大。
另一方面，林毅夫指出，如果人民币一次性大幅升值40%，中国的出口将在短期内受到冲击，出现产能过剩，并产生通货紧缩压力。而价格下降，又会抵消一部分人民币升值的影响，使贸易回复到原来的状况，所以，中国的贸易顺差还是会扩大。
“人民币汇率自2005年到2008年对美元升值了约20%，但是，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继续扩大，并没有减少，这也是一个例证。”林毅夫说。
而且，林毅夫表示，如果中国真如一些人要求的将人民币升值20%到60%，将导致美国的生活费用增加，这不利于美国走出目前的经济衰退，同时也将对中国出口造成严重打击，使中国经济也陷入衰退，这对整个世界经济都没有好处。
林毅夫认为，全球经济失衡，尤其是中美之间的失衡，原因在于结构性问题。在美国，是资产泡沫导致了过度消费；在中国，则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一些残余的扭曲造成收入分配状况持续恶化，导致企业和居民都过度储蓄。美国需从自身结构问题入手，解决自己的问题，中国需要做的则是结构调整。
林毅夫指出，中国的储蓄率有40%到50%，但家庭储蓄率并不高，只占GDP约20%，与印度水平相当，另外约20%的储蓄是企业储蓄，“这是中国独一无二的”。中国企业之所以储蓄率高，是因为中国经济体制中有三方面的剩余扭曲。
首先是金融结构的扭曲。中国的金融结构由四大国有银行和股票市场构成。但是，能够从大型银行和股票市场融资的，只有那些大型企业和富裕阶层，而雇佣了超过80%中国劳动力的中小企业却无法享受到金融服务。此外，这种金融结构人为压低了利率，导致用低存款利率向穷人吸收存款，再用低贷款利率贷给大型企业和富人，相当于穷人在补贴富人，收入分配就会进一步恶化。
其次，中国虽然资源匮乏，但资源税却几乎为零。那些被批准使用资源的人几乎是在免费使用，从而获取暴利。有可能得到政府的许可证来开采资源的，只有大型企业和富人。
最后，垄断行业也存在超额利润。这些都使收入分配偏向于富人和大型企业。
对中国来说，林毅夫认为，短期内，需要采取财政刺激来保经济增长，同时，也应着手清除经济中的剩余扭曲。在金融领域发展中小型地方性银行，将资源税率提高到适当水平，打破电信行业、金融领域等的剩余垄断。■